歷史上俠客的退化與金庸武俠的進化|文史宴

    文/張舒杰


    金庸筆下的大俠與歷史上的各種“俠”有何關系,顯示了怎樣的趨勢,其中體現金庸自身怎樣的變化?好的文學評論,向來要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以及注重文學作品的社會背景和創作傳統,張舒杰先生此文可謂兼而有之。

    “俠”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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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言金庸之武俠,必先言武俠之由來,對究竟何謂武俠有一概覽性認知。

    學界一般將活躍于戰國與秦漢之際的游俠認作后世武俠的直接源流。對游俠源流的考證,始自司馬遷的《游俠列傳》,但因為先秦資料不足,“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史記》之后,隨著游俠的逐漸式微,自《后漢書》開始,史書已不再將游俠直接入傳,其后針對游俠的大規模源流挖掘和價值再闡釋則要等到千年之后的近代中國。

    游俠與武俠是很不同的東西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出于塑造中國民族認同的需要集中認領了一批游俠的源流出處,言游俠出于儒者有之,出于墨者亦有之,其中多無足稱道者。值得注意的倒是章太炎和郭沫若的言論。

    章太炎從游俠的社會地位出發,認為:“蓬萊明堂之間,皆謂之俠。”郭沫若則注意到了秦漢游俠與商賈之民在游動性上的相似處:“還有所謂任俠之士,大抵出身于商賈。......古時如聶政、朱亥、劇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經營著市井商業。”

    章郭二人的觀察非常形象地勾勒了一個經典游俠身上的三大特質:第一、游俠居于作為統治者的君主與作為被統治者的農民之間,是社會的中等階層;二、游俠有著獨立的經濟來源,不會像農民一樣被統一納入到國家的資源汲取系統之中;三、游俠和商賈之民一樣具有居住和遷徙自由,地域流動性強,不受國家編戶齊民的約束。

    了解了游俠身上的三大特質,再來看梁啟超與譚嗣同等人對游俠源流的考證,其所以千差萬別,莫衷一是,很可能是混淆了原因與結果的差別,倒果為因,把儒墨諸子視作游俠產生的源流,而忽略了游俠與儒墨之間共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

    一個人并非從事游俠才有獨立的經濟能力,相反倒是那些經濟獨立,能夠相對自由流動的地方大戶人家中才有可能出現從事儒、墨、游俠等“高尚職業”的后人。當這些大戶人家后代有機會學習的時候,自然不會只參加一個興趣小組,往往兼而有之,最后擇其優者而從之。

    陳山就注意到,古中國自春秋末期進入戰國之后:“'公田不治’,私田大增,產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經營的自耕農,并獲得了諸侯各國法律上的認可”。(陳山《中國武俠史》)

    隨著周室衰微,公室不振,原來的社會管控不再,民間自由度加大,有限私有產權開始在古中國出現,有了財富盈余的地方大戶后人在完成生產任務之余,遂有機會從事更高階的社會活動,滿足個體的精神和娛樂需求,“自行束脩以上”,或游學習文,或從師練武。大規模產生游俠的土壤開始出現,原來隱伏于歷史暗角像一個幽靈一樣游蕩的游俠們終于迎來了他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黃金時代”。

    早期的游俠并不以武功著稱于世,他們行走江湖主要依仗得是靠私交建立起來的大型私人庇護關系網,以此“藏污納奸”,與國家之間展開資源競爭。同游俠時代相隔不遠的東漢荀悅在總結他們行為模式時就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可謂傳神。自然這些能夠結私交,立強于世者的存在,會極大影響國家對底層社會的汲取能力。誠如韓非所言:“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游俠既是國君們的心腹大患,也是社會管制不穩定的重要來源之一,堪稱國家的敵人。

    游俠一度于秦漢之際達到歷史巔峰,其后隨著后世皇權加強,開始逐漸走向衰弱。對游俠的第一次大規模摧殘,始于漢景帝時期。梁啟超在《中國之武士道》如此敘述西漢朝廷對游俠的濫刑濫殺:“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間接之力,以明摧之,以暗鋤之,以絕其將衰者于現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來。武士道之銷亡,夫豈徒哉!”

    梁啟超等人把游俠的歷史斷代至后漢,恰是感受到了當時以整體形式存在的游俠們所面臨的集體性式微——隨著中央帝國的出現,中國社會已經沒有了適合游俠大規模活動的現實土壤。

    縱觀游俠歷史,其存在活動空間大小與社會影響力往往與帝國皇權興衰呈負相關關系。皇權衰則游俠興,皇權興則游俠衰。隨著秦制帝國在制度層面的逐漸完善和自我進化,即使游俠能夠于魏晉之后的長期中央帝國缺位期死灰復燃,但每死灰復燃一次,游俠本身的社會地位、功能都退化一次,其道德水準亦出現大踏步倒退,土劣化現象嚴重。

    早在撰寫《游俠列傳》之時,司馬遷就意識到受漢武帝遷豪政策影響所導致的俠義精神的退化:“自是(郭解族誅)之后,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

    被漢武帝滅族的郭解郭大俠

    游俠社會性功能不再,盡管其形狀此后仍不絕于史書,終無法回到秦漢之際深刻參與社會變革,影響歷史前進走向時的盛景了。游俠的時代就此遠去了,曾經以歷史形象存在的游俠逐步向以文學形象存在的俠客形象的過渡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

    游俠衰,武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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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俠自《后漢書》始即從史書中移除,卻在魏晉之后進入文人墨客大量撰寫的詩歌、傳奇之中,從一個側面證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存在的游俠形象的銷亡和作為某種精神特質存在的游俠形象的崛起。

    那些居其上者的王公貴族們完成本職工作之余,在業余的詩歌創作中,稱頌古代游俠們的光輝事跡,把御劍任俠當成一種時髦的社會風尚。“俠”遂從一種高危的社會生活方式演變成流淌在字里行間的一種虛無縹緲的氣質和精神。

    如曹植在《白馬篇》中唱:“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詩人借游俠的軀殼抒發自己領兵出戰,為曹魏征戰沙場的“雄心壯志”。游俠本是御劍遠游,突破編戶齊民之禁,熟知各國底層社會權力運行法則,具有強大社會動員能力之人。游俠既沒有祖國,也不是國家的朋友,可到了曹植的筆下,“游俠”不但有了祖國,更成了國家的朋友,還要“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游俠要去為國家殺人敵滅人國,必要時連父母妻兒都要舍棄。這樣的“游俠”名為“俠”,其實內里的概念已被偷換得一干二凈,自然也就只剩氣質“像”了。

    有唐一代,不但“游俠”的精神和氣質在持續衰弱,就是游俠的歷史形象也開始變得模糊,出現和專以報恩立功為業的刺客合流的趨勢,其行俠的方式也從構建社會關系網向個人武功轉型,武俠的早期原型開始出現,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俠在社會地位層面的退化:俠從當年的大戶、豪族逐漸退化成了徹底的閭巷之人,出身卑微化。第二,俠的功能性退化:游俠最重要的社會救助、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能力不再,自然只能求諸于十步一殺式的“匹夫之勇”。

    陳平原發現伴隨游俠向武俠轉型的同時,唐傳奇故事中還出現了一種俠的神秘化傾向。和古代游俠的事跡可以得到多次重復驗證不同(郭解、朱家等人可以救一人,亦能救第二人),唐代豪俠的英勇事跡就跟今天的民科一樣往往得不到事實的驗證。他們在做完一件大事之后就銷聲匿跡,“不知所之”,從此活在了人們的回憶中,神秘感陡升。

    究其原因,乃是這些豪俠們當年所以能成事,到底是源自自己的武功,還是某些說不得的絕活,恐怕連寫書人自己都是一筆糊涂賬。訴諸“傳奇故事”的神秘化處理相當于永遠把人物定格在了那個偉光正的瞬間,有效規避了“幸存者偏差”存在的可能。

    “俠”在社會地位和功能上的退化,同時帶來了其在“俠格”層面的持續退化——報恩主題開始出現。

    以詩為證,唐代詩人大多使用“俠”的意向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盼遇明主的積郁之氣與有朝一日能為國效命,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如李白的“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還”、“殺人如剪草,劇孟同游遨。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王維的“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都為此情而發。李白自謂“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看上去不為功名利祿所誘,其實功名早已存在,如其所言只是被深藏了起來,哪天想起來再去拿,倒也不遲。

    俠客行——唐人概念中的俠

    陳平原先生在評價唐代俠客傳奇時就說“俠客為'報恩'而行俠,這基本上是唐代小說家的發明,與古俠的行為風貌大有距離。”(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但報恩主題的出現,其實也表明當時文人在政治這個細分市場上尋求個人定位之時,還是把自己與明主放在了基本平行的位置:

    知識分子在大踏步向體制內靠攏的同時,仍然堅守自己和明主之間的關系并非主人與奴仆,而是恩主與門客的關系。恩主施恩于前,門客報恩于后,如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從詩作和小說創作中所表達的社會風尚來看,唐代文人非常清楚指望自己在君面前保持游俠獨立自由的操守是不可能了,但他們仍然認定雙方至少在人格尊嚴上是平等的——也就是文人賣藝于帝王家不能叫賣,只能叫“報恩”。

    時至清代,俠義仍乃清俠義小說之主題,惟實現目的的手段已經悄然發生變化。江湖中人要報一己之私仇,報恩主之舊恩,已經不可能像唐人傳奇中的豪俠一樣,做下一件大案,即隱身于市。屬于俠的私域已經越來越逼仄,使得他們往往不得不訴諸“公義”,通過與體制內的合作與輸誠,假公濟私,假私為公。俠借助公權力實現自己的私人訴求,公門中人則借助和俠的精英聯盟,達到控制江湖不穩定性力量的目的。

    楊津濤就說到由于清廷“控制思想言論、厲行禁書'’導致“那些蔑視法度、快意恩仇的傳統“俠客”,在清代已喪失了生存空間。俠義小說要想繼續存在,就必須另辟蹊徑。“蹊徑”就是將“俠客”們統統收編,讓他們進入體制,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楊津濤《清代小說中的大俠,為何常常面目可憎》)

    清朝“文字有禁,偶語棄市”的基本國策映射到社會現實中,在造成“俠義公案小說”等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的同時,其小說中的武俠形象不要說與秦漢的游俠相比,就是和唐代豪俠相較也是一落千丈,幾與奴同。

    李安在電影《臥虎藏龍》開頭處就將王度廬前部小說《劍氣珠光》中情節移植開頭,寫武當李慕白為退隱江湖,除告知俞秀蓮外,首要之事就是北上請命于貝勒爺,以青冥寶劍為質,換取公門的蓋章認定。在此之前,無論是秦漢的游俠,或者唐宋的豪俠,都無退隱江湖還需向體制內報備的事跡。行事需向上峰報備,這亦可算作清代以來小說的發明(王度廬已是民國小說家)。

    李慕白與鷹爪孫沒有太大的區別

    金庸早期小說的大俠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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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說以《笑傲江湖》為分水嶺,其早期小說中的大俠形象本不出由唐至清的整體下降通道:他筆下的主人公看似行俠仗義,其實還是在忠臣義士的窠臼中打轉,遵循唐以來行俠——報國——立功揚名的舊有模式,反貪官不反皇帝。

    其犖犖大者無過《射雕英雄傳》三部曲系列。

    《射雕》中有明暗兩線,以五大高手華山論劍,爭奪江湖第一至寶《九陰真經》為明線;又以金人暗中查訪,勾結武林人士暗中盜取岳飛《武穆遺書》為暗線。一明一暗兩線一條是爭奪武林至尊之位,另一條是以《武穆遺書》為晉升之資(斬將殺敵之能)爭奪江湖體制內代言人身份。

    《神雕》開頭處就講集合了這兩大法寶的郭靖竟以一江湖草根之身份,協助呂大帥鎮守襄陽,儼然有武林盟主之氣象。金庸盡管在文章中刻意淡化朝廷的存在,但是若無朝廷的蓋章認定,郭靖何德何能竟可被委以襄陽鎮守之身份;郭府中人,官氣橫秋,自郭芙以下,皆眼高手低之輩,看別人都是低人一等,連武氏兄弟都能跑來折辱楊過。無論是郭靖的顯赫地位,抑或郭芙與武氏兄弟蟹行于市,動輒殺人剁臂的驕橫,若無體制內權力加持,斷不至如此程度。

    關于郭靖自己與權力的勾結關系,渠當日在襄陽城中對楊過曾有一番剖白,堪稱他本人的最佳自供狀:“我輩練功學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助守襄陽。然我才力有限,不能為民解困,實在愧當'大俠’兩字。你聰明智慧過我十倍,將來成就定然遠勝于我,這是不消說的。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后名揚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

    在社會保障機制缺失,草民坐爾犯法,淪為他者口中“奸邪之人”的帝制時代,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本是游俠存在的最根本價值,最后卻被金庸借郭靖之口以“俠之小者”一語解構于無形。俠的概念遂被偷換為“為國為民”,其中為國在前,為民在后,行俠的究極目的也一道變成了能夠“日后名揚天下”。俠行仗義的本分變成了俠之小者;為國盡忠,建功立業變成了俠之大者。雖然郭靖抗蒙非清代公案小說幫朝廷查案可比,但金庸小說此時的意念與武俠公案小說并沒有太大不同。

    這種國家主義在金庸小說中最變態者無過于他在諸多小說中對丐幫中人的人物設計。一群明明是社會中地位最低下最被人看不起,簡直就是國家天生敵人的“臭老十”,卻對朝廷有著發自內心的愛,一個個以主人翁自居,以朝廷為豪。明明在統治者面前命如草芥,形同螻蟻,結果自己比誰都愛朝廷,甚至心甘情愿為它去死;結果只因為發現自己的幫主是外國人,竟然把自己組織中最厲害最大的領袖踢出共同體之外,像對待階級敵人一樣處理自己的手足兄弟,愛朝廷卻不愛真正的自己人。這樣一個社會組織,這樣一群人簡直就是變態到了極點,跟俠義半點邊都沾不上,竟然動輒以忠義相夸示,實在令人無語。

    以上例子在金庸的早期小說中可謂比比皆是,數不勝數。再比如楊康為完顏洪烈撫養成人,已成徹頭徹尾之金人,郭靖要楊康弒父于前,待楊康身隕之后,又以楊康貪圖富貴,認賊作父搪塞于后。至于郭靖自己,也不是沒有爭議,自小為蒙古人收養,喝蒙古水,飲蒙古酒,為成吉思汗視如己出,被拖雷目為結義兄長,是蒙古地位尊崇的金刀駙馬,結果南征一役臨陣倒戈,還想刺殺拖雷,當日與蒙古人的情誼難道就能這么輕易的一筆勾銷嗎?

    郭靖也有貓膩

    當然金庸確非凡人,他小說中的大俠形象所以能讓讀者不生出與閱讀晚清小說之俠時一樣的作嘔感,甚至還能從中一窺人性之奧義,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在金庸良好的舊學功底和西學修養。

    金庸出身海寧世家,以成為一國之外交官為其青年夙愿。事雖不成,終其一生只能飄零海外,魂歸香江,但其教育之水平甚同時代小說家不知凡幾。羅立群在提及金庸的舊學功底時說:“金庸又能別出心裁,寓文化于技擊,琴、棋、詩、畫、書法、醫道、音樂、舞蹈、歷史故事皆可化為絕世武功,多姿多彩,情趣無窮。更為突出的是,金庸小說把武功遠離與儒、佛、道哲學思想結合起來,創造了深刻反映人生哲理的武功境界。”(羅念群《中國武俠小說史》)六神磊磊則注意到了金父加諸其身的西學修養:“有一年圣誕節,他送給小金庸的禮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叫做《圣誕頌歌》,內容是講一個冷酷的守財奴,受到了精靈的啟發,變成了一個善良的人。這本書對金庸的性情、人格影響很大。”

    某種意義上恰是金庸身上此種學貫中西式的雜家特點掩蓋了他早期小說中真正的以國家主義為綱的思想底色。

    其二在金庸小說中的邊緣人效應。細數金庸早期小說中的俠客,這些人都曾經和體制產生了密切的聯系。陳家洛是乾隆的親弟弟;袁承志是闖王賬下心腹;郭靖則是朝廷得以保全襄陽的幕后功臣,就是后期男主,比如韋小寶之流都靠著康熙的提拔,一路平步青云。

    在金庸的精心設計下,這些大俠一方面是政治社團的可靠盟友,另一方面,因為不想變成體制之奴,他們又刻意保留了江湖人身份,給自己留下足夠的退路。這種既幻想與體制結盟,分享政治社團紅利,同時又“潔身自好”,和體制內刻意保持距離的同時,維護自己體制外邊緣人形象的復雜心理始終貫穿于金庸早期小說的大俠形象中。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既向往權力,又害怕權力反噬的矛盾心理在訴說金庸小說男主內心獨白的同時,也一道映射出金庸這類傳統文人身上不可磨滅的身份底色,堪稱他與朝廷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毫無疑問,這種拿捏巧妙的權力疏離感的確為金庸的小說營造出一種獨特的故事張力,也為長期遠離政治生活的國人提供了一窺權力運作機制的機會。85之后,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之際,金庸小說在大陸解禁,隨即迎來閱覽狂潮。在金庸小說于各階層的讀者群體中有一群非常有趣的群體,中國的院士。

    已故中科院院士劉光鼎、馬在田等人皆嗜讀金庸小說,在他們看來,金庸小說宇宙簡直為他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劉光鼎人送外號“大俠院士”,據坊間傳聞,要考劉的研究生需熟讀《鹿鼎記》、《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

    院士本是各自行業的領導,然饒是這樣的人,仍然是政治生活的門外漢和盤觀者。但他們畢竟“與眾不同”,總比普通人有著更強烈的權力窺探欲。金庸小說于他們的意義就好比卡夫卡《在法的門前》的看門人一般,不斷挑逗門外之人,撩撥他們的心弦,讓他們總是對門后事物欲罷不能,要走進去一窺究竟,可惜的是門外漢們又總是無法通過那道金庸為他們專設的法門。當然即使他們通過了也終將一無所獲,那里空無一物,只有一片虛無。

    金庸小說大俠形象的進化

    4

    如上所述,如果金庸小說的主人公始終延續他在早期小說中所刻意建構的的套路,金庸小說包括金庸本人本無可能收獲來自廟堂與江湖的雙重認證。

    變化首先起于他與左翼文人之間的交惡。“豺狼鏞”自59年創辦《明報》始,就和曾經的朋友圈漸行漸遠,逐漸脫離左翼掌控的同時,終有自由思考何為“俠之大者”之真諦。

    他的此種轉變早在創作《天龍八部》時已有顯現,至《笑傲江湖》終至集中性爆發。

    作為金庸小說中的悲劇人物之一,喬峰本與楊康同軌同途:二人父母同為敵國人所殺,本人為敵國人所養,以敵國人為自己的第一身份認同,其后雖一度回歸故國,然終已不適。但是和“賣國賊”楊康不一樣,喬峰雖一度被共同體所驅逐,最終仍以個人奮斗重新贏得共同體的尊重和再認同,遼人也沒有因為他對北宋的忠誠而視其為亂臣賊子。此種悲情之命運較之楊康當日受千夫所指之污,劇毒攻心之死已不啻云泥之別。

    蕭峰與楊康處境極為相似

    可以看出此時的金庸已經有意識地在自己的小說里與曾經的自己進行切割,盡管這種切割是秘密的,漸變的,不欲為人所察的。對這種轉變,金庸本人以“歷史觀進步”之名一筆帶過:“我初期所寫的小說,漢人皇朝的正統觀念很強。到了后期,中國民族各族一視同仁的觀念成為基調,那是我的歷史觀有了些許進步之故。”

    時間的巨輪終于駛入六十年代中葉。66一役,知識分子創痛巨深,當時整個香港社會心理狀態的亦然。金庸一生為功名利祿所誘,在命運的十字街頭搖擺不定,但當他終于發現:“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爭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齷齪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最后決然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寫下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政治諷刺小說《笑傲江湖》,創造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許也是最接近古典游俠形象的小說主人公——令狐沖。

    BBC后來如此評價《笑傲江湖》道:“這部小說一改此前黑白分明的小說人物,他在書中,塑造出了別具一格的武俠形象——令狐沖。而《笑傲江湖》中對權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與愛情關系,規矩與教條的鉗制都進行了展示和闡述。”

    學者王學泰對《笑傲江湖》的評價則更為具體:“對大陸讀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說對荒謬政治現象的揭露與批判,這種揭露與批判是通過講述荒誕的武俠故事實現的。……許多看似作者信筆寫來的人物和情節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寶典’,都要“自宮”,變成半陰性人,這種帶有寓言性質的情節,惡毒而深刻。……他不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還生怕讀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許多小說中的人物都可與現實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對號入座,……我想金庸小說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種年齡段的讀者和不同社會層次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喜愛,其政治性是個重要的原因。”(轉引自諶旭彬《金庸的進化:李自成從黃衣黃甲,變成了黑衣黑甲》)

    自然王學泰沒有說到的是金庸在《笑傲江湖》中借主人公個人遭遇所展現的政治性與他在早期小說所欲展現的政治性已經不是同一個事物了。

    隨金庸小說大俠形象共同進化的還有那個曾經的國家主義者金庸,顯然他本人更希望歷史記住的是一個以個人主義者身份自存于世的金庸形象,后來他在許多場合都表達了自己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對國家主義進行深度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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